21世纪的改革
编者极认真按：这篇文章，每个人都要认真看懂。改革不是喊口号，它需要勇气、理智、智慧、忍受痛苦。
《南方周末》第887期邀请经济学家樊纲、张维迎就21世纪中国的改革事业将如何进行这一话题进行对话，观点集中明确，特摘录其中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改革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它不会只出现在新闻联播中，在21世纪的某一天，你会感受到它离你如此接近，无法回避。现在不是在为过去20年里的巨大成就修修补补，艰巨的考验还会有很多，还会有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
◎改革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中国的改革不单是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重要对象：千百年来积留下来的“民主法制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政府需要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百姓头脑需要更加清楚、思想更解放。否则，一个完整规范的的市场经济恐怕需要100年——即使做到最好，也得30到50年，我们这代人也许看不到那一天，但改革不是为了一代人，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建国后的30年计划经济是失败的，它将产权制度到文化道德这一整套体系弄成了一锅“坚硬的稀粥”。
◎改革未动，思想解放先行
关于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认识仍未统一，关键就是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如，政府的优惠政策影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旧观念无法为个人产权提供保护，这将导致人们的行为扭曲、短期化，用金钱换取权力来保证安全。
1978年后突破“两个凡是”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突破“姓社姓资”是第二次，1997年“十五大”前后的第三次仍在进行中。
我们给自己套了太多的枷锁，并且对它顶礼膜拜。好在改革以来每隔几年枷锁就要被砍掉几条，人们的思想随之解放一次。许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创新、是理论上的飞跃，在国外学者看来都是常识。
◎道路曲折 前途光明
方向不明确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问题或者说一大特点，但总比明确一个错误的方向好。没有谁能左右改革的方向，经济规律最终会战胜人为因素。撞遍南墙后，改革的方向就会明确。只要大家不想中国垮掉、真心希望国富民强，中国就会按经济规律办事，虽然时间会比较长、成本可能比较高。
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约束的封闭社会。要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就要改进效率，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激发民众积极性的体制。竞争是改革的动力，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锁定下去。一个无效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创造出维护这一制度的人。这样就使这个制度改起来非常难。
◎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改变
改革难就难在有人的处境会因此变坏。一切在过去不劳而得、少劳多得的人，一切自身效率低下、靠体制保护维生的企业和部门，都将是改革的受损者。年轻人是认同改革、认同收入差距、认同市场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光明的前途。这也是中国稳定的因素之一。
我们的社会资源被大量浪费了，如果把资源交还民间，就会创造出更多财富。
改革不仅要改变人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还必须改变人们收入的相对水平，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
◎政府不在大小，而在于干什么
权力的货币化、资本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旧体制下，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改革就是把这个金字塔型的单一利益结构变成利益主体多元化、选择多元化的多元利益结构。虽然我不当官，只要我富有，你能享受到的我都能拥有。
但在现实中，一些有权的人总能通过操纵改革进程补偿自己，权力货币化后，他们获得的东西甚至比以前更多了，比如官商和官员寻租设租现象（寻租：经济学名词，我们暂可简单把它理解为钱权交易，就是腐败吧！）。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学家所能解决的。
剧烈的变革，结果往往不如意。历史没有飞跃，单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官商又挣钱，又舍不得权，利用权力经商、利用经商谋权，挣钱归自己、亏损给国家。这就是典型的转轨期腐败。经济学家张五常多次提醒说，中国不能掉进“印度陷阱”，就是旧体制不变的同时又利用新体制牟利。改革理论越是不彻底，越是有观念上的障碍，越容易形成制度化的腐败。因此本次思想解放是最基本的，先把产权关系理顺。
如果产权改革能够完成，就不用担心制度化腐败了。否则，像印度那样，私人可以办企业，但举手投足都要政府官员批准，东西是你的，干什么得听我的，这不等于你有了财产权。
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审批制的合法性。创业是人们天生的权力，就像说话一样。你能想象每说一句话都要经人审批的情形吗？关于审批问题有这样的论断：如果把审批制统统废除了，腐败至少减少50%，GDP（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至少增长30%。
现在政府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政府的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政府行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已经取代国企改革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这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稳定最大的破坏因素。如果今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抓经济管企业上，那一定会导致低效，导致政府结构越来越庞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激化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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