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指证谁？！

我保证在写这篇访谈的时候是怀着十二分的敬意的。沈黎辉说他最佩服的人是爱因斯坦，理由是爱因斯坦懂的东西他都不懂。而我怀有敬意的理由跟他相似：因为“痛苦的信仰”敢言敢为的事我都不敢。

沈黎辉调侃，而我严肃。

在现在的社会中，谁还谈信仰？如果谁一不小心说了点，必然会遭到人们的集体耻笑。好像其荒诞程度已直逼在现在在大学里谈论诗歌。

面对此情此景，“信仰”究竟何谓？而你我又应何为？

其实，这些我们都清楚的很，“问题是你们不敢站出来指证”……

在追求的过程中痛苦是无法避免的

记者：你们觉得信仰很痛苦吗？

高虎：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那种，嗯，具体的某种宗教，或者什么那种类似政治信仰。只不过是，这种信仰就是自己追求的一种东西，比方说是摇滚乐，可能在追求的过程中，这种痛苦是无法避免的。

记者：那你觉得它为什么是痛苦的？

高虎：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嗯，是其中的一种过程……比较符合中国摇滚乐的现状。

记者：那么，通过你们的作品你们最终想表达出一种什么东西来？也就是说你们做的音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高虎：反正……第一肯定是自己得到认可，然后希望……希望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吧！能让他们所理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音乐能让人们多一些对社会对自我的反省。能……让他们生活的更健康吧。

记者：那你们觉得音乐应该去表达的就是这些东西吗？

高虎：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不一样。……当然音乐应该是广泛的，应该是尽量多一点……

张静：摇滚乐就应该是这样……

高虎：摇滚乐，我觉得应该很能说明很多东西，中国这种国情更适合，其实。

记者：那你们觉得音乐，或者说就是摇滚乐，它应该抒情吗？

高虎：它可以抒情，不是说应该抒情，

记者：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呢？

李豫川：我们也抒情，但抒的是另外一种情（笑）……不是那种……那种POP的情（笑）。

记者：那我想问作为年轻人吧，你们是怎么看待青春和爱情的？因为就是说你们的作品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

高虎：其实也有有这方面的，我有的歌就写那种自己，挺灰的一个时期的东西，也有。

记者：哪一首歌？

高虎：“真实的邪念”。

张冰；每个爱情都挺好的。

李豫川：我没有爱情。

记者：REM的主唱曾经说过，所有的情歌都是肤浅的。你们怎么看？

高虎：还没深入研究。

张冰；不一定所有的情歌都是肤浅的。有的爱情真的写得很好，歌词。他那么说肯定他的爱情也不是什么健康的爱情。

李豫川：那也只是他自己的意见，他也不是圣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

高虎：我觉得Metallica那种情歌就挺不错的，还有罗大佑。

李豫川：Nirvana的情歌也挺不错。……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来表达某些东西时心里也是挺压的

记者：你们觉得你们是悲观主义者吗？

高虎：不是。

张冰：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记者：那你们的作品为什么都是表达了一些生活中的不好的东西？其实生活中还是有好的一方面的东西的。

高虎：因为我觉得现在……全国都是这种，所谓的一片叫好声。太多了。社会中总需要有一部分人站出来去提醒人们一些什么。我们在作品中表达了这些东西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就全都是这些东西，好的一方面我们自然会用自己的生活去呈现。我们的作品表达的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也不能说我们是悲观主义者。

记者：你们怎么看待旋律？为什么要全部放弃它？

高虎：其实实际上也不是全部放弃，旋律肯定也会用，只是不会做那种特别俗的。我们有我们自己喜欢的旋律，但是可能大多数人觉得那不是旋律。反正我觉得我的歌里是有旋律的。

张冰：那也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喜欢的是一些节奏和音效。

记者：你们的作品都有一些很沉重的主题，那你们在玩儿这种音乐的时候，你们本身是一种什么心情？也是沉重的吗？

高虎；我觉得… …每次排练或演出完了之后我都特别舒服，我喜欢进入那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的心情并不是沉重的。因为我们在做我们喜欢的事儿。当然在表达某些东西时心里也是挺压的，但我觉得我需要去把它表现出来。

记者：你们认为一个音乐作品有无深度的标准是什么？

高虎：我觉得是歌词的内容和乐手的素质。

记者：那国外的一些纯音乐也特别好，那是不是有深度的东西呢？

高虎：那跟深刻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联系。有些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听，或者某些部分好听你去听它，而不是因为什么深刻才去听的，这也是一种价值。反正每个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吧。

记者：那这样，我们现在做一个选择题：音乐本身和思想的表达，两者必须放弃一个，你们如何取舍？

高虎：我觉得歌词更重要一点。

张静：我也是。

李豫川：我选择音乐。

张冰：我也选择音乐。

贪污阶级、傻逼　阶级、不傻逼阶级

记者：你们自己说你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那你们觉得现在的阶级应该如何划分？

高虎：阶级是永远存在的。至于划分……

李豫川：可以分为剥削阶级、贪污阶级、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傻逼阶级、不傻逼阶级……（笑）

张冰：我觉得搞音乐的应该是有产阶级，可我们现在都不是。

记者：你们承认你们的作品是在表达政治吗？

高虎：有的是，但不全是。其实每个人的政治观都不一样。我表达的是我的人生观……可能政治是我人生观的一部分。

李豫川：其实政治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是现在人们好像都把这个想的特别偏，一提政治好象就只是那种要推翻什么那种，就非得是一种对抗那种。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高虎：如果说我们表达政治的话，那也是一种批判性的建设。而不是毁灭……

李豫川：如果那样我们就不搞音乐了，就直接去拿起枪杆那种了。（笑）

记者：说到这个，评价一下崔健吧。我觉得你们表达的东西还是有某些共同处的。

高虎：崔健早期的一些作品还可以，我指的是歌词方面，音乐方面我就不说了，我们也没有什么相似。但他后期的作品……可能这符合他现在的这种生活状况，但已经不是我们想表达的了。我觉得我们比他更直接。

李豫川：我觉得崔健在老一拨里算好的了，只有他还经常看地下乐队的演出。其他的那些老炮儿太莫不关心了。

高虎：关心地下音乐是挺好的，但我觉得崔健越来越虚伪。有好多话都不敢去说，好像怕得罪人那种。越来越圆滑事故了。

张静：他老了嘛。

记者：评价一下格瓦拉？

李豫川：我觉得我不认识他，做不出什么客观的评价。那种传记我觉得不能相信。

张静：我觉得他挺牛逼的，那种精神和态度，那种做人的精神和态度。不讲别的。

高虎：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格瓦拉，他那种为了民族解放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很值得人学习。现在好多年轻人在这方面觉得没必要理解，也不想去理解，而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很有必要了解。

记者：你门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高虎：更自由一些。物质方面也应该再好一些，这绝对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