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舌头？

(一)

1997年，春天。

和所有表情麻木的异乡人一样，六条新疆汉子从遥远的故乡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在京城西北角的一个叫树村的小村子里，在麻木衰老的脸、酗酒的丈夫、哭闹的小孩、黑心肠的小店、狂吠的狗中、在菜地、月亮、酒、挥汗、大笑、寒冷、疾病里，在单调重复的日子和热血涌动的声音里，他们不动声色，安然栖身。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咸菜，馍,大口地喝酒,疯狂的排练。兰州，北京，广州，唐山。从南到北，由东至西的摇滚盛筵。从打口带，CD，录象带中乌托邦地聆听摇滚的人们，第一次惊异地看到了不经任何包装和后期处理的带着浓重即兴色彩的现场。

1999年，初春。偌大的京城，人们惊喜疑惑地交头低语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就像传递着一个隐秘的暗语：舌头。舌头？舌头！谁是舌头？是谁在昏暗的酒吧里搅动了人们的血？是谁让人痉挛，疯狂和舞蹈？是谁让人看到了光明和黑暗的同时降临？崔健为此亲临地处偏僻的小酒吧，邀请他们为他的演出暖场，《南方周末》称他们为“98年最令人目眩的乐队”，“底层烈焰”，而酒鬼兼乐评人颜峻醉倒在舌头的酒席间，口齿不清地说他们是“好友聚会上的饮者，远方的兄弟和中国地下音乐的栋梁”。和苍蝇、NO、盘古、王磊一起，他们是地下音乐的死硬骨头和前卫艺术家。请允许我在这里不经允许就大胆披露，这些因为音乐而自我放逐的人们，他们是：
主唱：吴吞 为人寡言木讷。总是带着帽子蹲在角落里，像陶渊明一样在村子里看卡夫卡。
主音吉他：朱小龙 当然了，很英俊。寡言，善饮，每饮必醉。
节奏吉他：李红军 瘦，说话通常只有两个字，只会组词，不会造句。在疯狂的舌头中出奇的腼腆和内向。
键盘：郭大刚 舌头中最年长者，机敏、沉稳，总在黑暗的角落里，极为理性和冷静地给舌头的癫狂舞蹈制造无穷尽的梦幻空间。
贝斯：吴俊德 曾为古典吉他手，铲车司机，情歌王子。会与人抬杠，能把贝斯弹得很飞，会做饭。
鼓手：李旦 人称蛋儿，胖，敦实，圆脑瓜儿。曾在豫剧团打鼓。擅长伴舞“青苹果乐园”。年龄最小。

(二)

97年秋天，舌头第一次在“亚梦”酒吧试演。客人很少，掌声也很稀疏，然而坚定。初次亮相的舌头，也许还有一些犹豫，有点生涩，但无疑他们让人感到震惊。在工业技术明显滞后的中国，让人们震惊的不仅是他们的严谨的技术，狂欢的节奏，完美的整体性，更是一种颠覆性的音乐意识。

日子一天天地流逝，聆听的人越来越多。游荡的人们渐渐聚集起来，在洋溢着醇类香气的昏暗酒吧里，他们围着舌头，像过节的孩子一样狂喜，惊异地齐声应和，摇摆，尖叫，手舞足蹈。这支来自新疆的重型另类摇滚乐队，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整体乐队。他们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新疆的民族调性，而是带来了一种更加崭新、更加前卫，更加摸不清路数的的音乐。在震耳欲聋的强劲鼓点中，键盘作了厚重和灵异的铺垫，伴随着暴烈、狂迷的节奏狂欢，吉他SOLO有力，冼炼地贯穿其中，自由、诡异，没有方向，没有定义，没有目的，只有隐秘和突如其来的愤怒和游离于黑暗之中的平静和绝望。而主唱吴吞的咆哮吼叫，有意无意的呓语和无所事事的嬉闹，心无旁骛的反讽和自嘲掺杂在一起，竟奇异地还原成一种亲切和宽容的态度。歌者用了疲惫和嘶哑的嗓音，说，有烟吗，给我一口烟。在打火机明灭的火光中，他的脸疲倦和平静，就象本雅明所描述的十九世纪巴黎街头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浪荡的“波希米亚人”。

和所有胸怀模糊和遥远的理想的异乡人一样，他们无一例外地逃离故乡，然而，在他们身上，你发掘不出家园、乡愁、爱情这种乌托邦的抒情意象。青春、流浪和爱情，这些大可渲染的传奇早被深深地埋葬起来，四年前圆明园艺术家村流浪吉他手英俊的脸已被成熟和沧桑悄悄替代，他们放弃了过去，那个曾经的抒情时代并不属于他们，甚至他们也没有将来。诗人死去，歌者活着，除了转瞬即逝和昙花一现的现在，他们手中早已空无一物，没有力量去挽留或者获得。他们屈居在社会的边缘，从来不去标榜什么人性、思想这些形而上的名词。他们不是英雄，不是明星，不是楷模，只是真实存在着的个体和有力的群体。在这个生了病的世界里，他们身心健康。他们的反叛，不再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罗曼蒂克的反叛。这些一无所有的成年人，这些大胆地在音乐中反音乐的逆徒，这些在媚俗的商业社会中艰难存活的人，这些带着枷锁起舞的贱民，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粮食使得他们如此的瘦和坚强，坚强得像一把敏捷的钝刀，让你想流血、尖叫、跳舞和做爱。这种来自底层的声音，伤害了你又包容了你，让你在黑暗中感到了安全和安慰——这是一种在彻底的自我放逐之后所能得到的最深切的同情和安慰。

按时工作，按时睡眠的人们，祝福你们良好的作息制度和稳定的幸福生活。你们在音像店里可以买到秃头的零点、长发的唐朝、煽情的黑豹和貌似稳重的老五，但你们买不到舌头在一间蔽旧的地下室里呼啸而出的如尖刀利刃般的小样。中国的摇滚，可以偏激，可以极端，但它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总会不可避免地被本土的错综复杂的运行机制变得疲软，连这种先锋角色都会沦为一种表演。当另类成为主流，朋克成为小青年嘴上叨着的时髦名词，各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朋克乐队的嚣叫充斥着酒吧的每一个角落时，舌头始终是平和，沉默的。甚至他们拒绝了媒介的宣传和采访。他们赤裸上身，提着水桶，在偏远的村子的小路上从容行走，像一个真正的农夫一样，神色安详，方言浓重。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克，如果一定说有，也许只有两个：一个是崔健，另一个可能是舌头。目前所不同的是，崔健有车子可坐，而舌头是徒步的，也许他们一直都会在路上。我想光荣地提到这些人：苍蝇，NO，盘古，王磊，舌头，他们披着尘埃之衣，在世纪末呐喊。他们必须谦卑并且骄傲，就像那些沉默的兽和坚硬的石头，时间不可雕刻，女人不可改变，故乡不可挽留。在历尽尖叫、流血、耻辱和荣耀之后，仍将粗糙、敏感，仍将保持一种姿态，游荡，或者站立。

热爱摇滚的人们，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人轻率而又郑重地爱上这些游荡在世纪末的人们，在那些挥汗如雨的夜晚，在长久的麻木的等待之后，你们鼓足勇气，远远地、空中楼阁地爱上这些徒步的异乡人。你们要相信我，一个知命柔顺的南方女子，她虽浅薄，却举起手说出真理：他们，身为贱民之王，将与众不同。

(三)

半年前，我几乎是怀着单纯和虔诚的心愿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希望人们能够去倾听去接受这些因为音乐而苦难的人们。但后来，我想，我误解他们了。他们也许不是为了音乐，而是为了打倒约定俗成的音乐，打倒乌托邦的摇滚精神和该死的人文精神。我想我误解自己了。两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音乐时，我竟然感到了一种梦寐以求的平静和安全。那种感觉如此真切和荡人心魂，我竟然相信了我爱他们。

但是，在这个经济萧条、物质匮乏的时期，爱是多么空洞多么可笑多么令人羞耻的字眼啊。我拿什么去爱呢？我能够为其中一个买一件很普通，很合身的纯棉衣服，但我怎么可能买得起六件纯棉衣服呢？

太阳那么晃眼，无数的陌生人，走过来，走过去，无数的车，开过来，开过去。我举起手，遮住阳光，不知道泪是怎么掉下来的。我开始蔑视自己。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样的，一样在秋天，在撒满午后阳光的水门汀路上，在喧嚣的人群中，毫不羞耻地失声痛哭。悲伤没有我们描述的那样美，悲伤是这样的堕落，衰老和丑陋不堪，这样地消耗着我们曾经美好和年轻的时日。

我背着我的学历，教育和远大前程，我是不是很富足呢？这是一件多么华美的旧袍子，如果我脱下它，他们会爱我吗？他们会说，你善良，聪明，动摇，投机，前程远大，生活美好。而我呢？我真的热爱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吗？我不相信自己。我想我是人群中最动摇和最虚伪的一个。所以我黯然穿上它，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