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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着

--王凡访谈


Q:介绍一下自己。
A:难哪,哈!哈!
Q:从头说起。
A:85年开始做音乐,86年当兵了,90年复员。回来后,到兰州呆了两年,然后就出来唱歌了。觉得别人的歌不好听,还是自己的歌好听,就唱自己的。
Q:开始都唱什么?
A:童安格的、齐秦的。
Q:介绍一下作品,《以身相许》是讲爱情吗?
A:不是,实际上是我把我的身卖给你吧!
Q:讲讲《离开》。
A: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音乐氛围就是一堆垃圾、一具尸体!“离开,离开自己。离开?离不开你?”就是在问,或者感叹,就是这样。结果是离开,离开尸体,就这样。
Q:为什么去广州录音?
A:本是王磊要去录音嘛,然后去了以后觉得有很多问题。朋友不熟悉,王磊也不去,全部靠自己来摸嘛。另外有些地方在相互对音乐的理解上可能还有些距离最后寻了一些不走了,就当小样录吧。
Q:当时都是什么作品?
A:当时拿的是以前的作品,我现在的作品全部是以前的。新做的很少了,像《心脏病》,到了广州以后就变成现写了。本来是拿着作品去,后来发现在那里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需要一个很大的棚,小棚是做不了的。
Q:在那里是想出版自己的音乐?
A:我的态度是这样,录出来以后,买来空白带翻出来以后散给别人就完了。我可能一次翻一千盘,哪怕去借钱都行。
Q:数量有限?
A:哎,拿到街上去散就行了,你过来我给你塞就完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就这个想法。
Q:《未名湖吃鱼的死鬼》是什么意思?
A:当时这首歌不叫《未名湖吃鱼的死鬼》当时这首歌叫《石头丢到山里去了》,歌词就是一句话,“石头丢到山里去了”。后来,到北大住的时候老是坐在未名湖旁边,看见湖里头有鬼,都是冤鬼。然后就把意境都搬到这里来了。本来乐曲是很缓慢、很悠扬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爆烈的音乐, 乐曲变得……
Q:紧张了……
A:对,从刚开始的表现,它主要是视觉表现。我做音乐是分两大类,我自己给自己定义的,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一种是叫“摇滚乐”,就是摇滚,我也不管你分什么类型,PUNK、嗓音、重金属,我不管。一种是叫“意识流”,就是说是我意识里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我一直积攒了许多年了,意识流这种想法是89年开始有的。
Q:脑子里怎么有的音乐?
A:我不知道,我脑子里就是有音乐的。我从小就是这样,从小就能看到音乐,我看见的是光,光的声音。
Q:谈谈《清道夫》。
A:我也是表现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应该去齐心协力地抱起来以后,而不是在自相残杀。所以我想让这首歌像一个垃圾车一样开过去,然后清扫一下这个街道。
Q:说说《心脏病》。
A: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无意识地在录音,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刚开始是在做什么东西,只有在下来以后把它整个翻译过来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内容。把这首歌定为《心脏病》是这样: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你知道录音棚是很严密的,可声音居然传到对面楼上的一个家里,然后这个老人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上吐下泻的。半夜三点多钟,他们家里人就找来了,我正在录音,完了的时候,他们正在敲门。后来说老头有心脏病,就听到这个声音了,他们家人说也没听见,但就这老人听见了。嘿……哼哼……
Q:这是为什么呢?
A: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有很多东西说不清楚。像意识流里面就是用了一些“宙吸”的东西,应该说意识流是“宙吸”的通翻音乐,把“宙吸”翻过来,翻成汉语来演唱,但是可能又违背了“宙吸”的本意,因为“宙吸”的本意是很广阔的,没这么狭义。
Q:本身每个字面意思都是很广义的?
A:对,很广义的,包括它说一个单词的时候,它这个单词可以产生无数种说法。
Q:讲讲《知觉之门》。
A: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一个时候了,这扇门应该打开了。它预示着中国的艺术的命脉要怎么走,我感觉到了,我已经感受到了。
Q:应该怎么走?
A:我感觉时间不是很长了。
Q:马上要突破?
A:对!
Q:谈一下《大法渡》。
A:《大法渡》这个……做的整个是无意识的。从录音到最后完成无意识的,一共做了三天。然后做完以后翻译出来就是“大法渡”。我认为它就叫“大法渡”,它只有歌词没有名字,然后我就给每一首歌起了个名字,就这样的。它里面我认为最有想像力的就是“大法渡“。它的两句话,虽然只有两句话,但是已经够了,它包括了所有的,所以把它叫做“大法渡”。“大法渡”是里面的一首歌。
Q:好多人对它评价很高。
A:可能是这样,因为它没有意识,我觉得可能没有意识的音乐就是最好的音乐。
Q:没有意识指的是把录音机或者那种简易的设备开着,一直开着它的,然后你就做?
A:对!我喜欢音乐随便做,包括我的想法也是。我想在有生之年做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我只能顾及一张专辑是一种音乐的风格,因为我可能想到一些人的接受能力,我不会跨度很大,但是紧接着第二张就面目全非了。我永远不会让你抓住我的任何的尾巴。但我存一个精神的主脉,就是把你推到最后的时候是你反回头来看,而不是我反回头来看,就是这样。
Q:平时都带着机器吗?
A:带着什么机器?
Q:或者说比如你突然有一个想法,你会怎么办?
A:录下来。我这人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我平时带着录音机,随时录下很多的信息。不管什么信息都要录下来,像现在你在录我,我也在录你,你没有看见吧!哈哈哈哈……
Q:接下来怎么办?
A:我可能会做一些处理吧。我可能再需要一些情绪的表现和装饰吧,我可能需要这样的东西。如果不需要,我也把它留下来。我家里买的空白带全部是录生活的噪声的。然后我想有一天,如果有电脑的话我可能会做出另外一种东西来。全部都来靠它做,根本就不用乐器,这就像大法渡一样,就做一张整个就是概念。整个是人声做出来,自然嗓音。把它做成高或者是和声,产生旋律。
Q:都不做处理吗?
A:肯定要做处理,用电脑做处理。
Q:可能你做音乐的时候乐器成份削弱了很多?
A:没有。我对乐器要求很高的,对乐器和乐手要求很高。我搞了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找不到乐手。
Q:现在找到了吗?
A:现在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吧。
Q:介绍一下乐队。
A:吉他手是周胜军,新疆人。他们乐队也没什么名字,他们自己叫“的确良”乐队,但是也没有定死。贝司手是吴吞,舌头的主唱,鼓手是高飞,“秋天的虫子”乐队的,小提琴手是祖咒,还有一把木吉他是朱芳琼,我还弹一把吉他。目前只能要这么多了,但我可能需要的不是这么多。我可能需要更多的。再一个,我以前想过要做一些现场,但是每一次现场都不满意。
Q:为什么?
A:因为现场离我要求太远了,差太大了。我想通过棚来做一些,但现在达不到,就只能这样做了。
Q:肯定这个乐队所有人意识都要如你所说的那样,才能感觉上达成默契。
A:哎,对!
Q:大家坐一块儿,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A:对,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前面三个月排了一首歌。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排,就这样一直在弄,直到最后转到这个点,这个点就是对的,把这个点留下来,等等。现在整个排练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骨架,没有任何东西,后期还得在棚里做,因为排练的时候乐手根本不够嘛,也再没有乐手了。实在是这样已经够好了。在北京已经两年多了,能这样已经够好了,但是我需要的东西可能不是这样的。我需要更多的东西在里面,我可能需要三个贝司或者四把吉他,或者三套鼓,两套鼓,就是这样的。
Q:可能你做一辈子音乐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A:可能是这样的。
Q:你平时生活也跟你做音乐一样?
A:生活很正常。
Q:有人说你的音乐不正常吗?
A:有,当然有了。
Q:那时怎样的议论?
A:狗屎呗!嘿!嘿!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认为中国一直在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没有自己的,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如果我看到了老外没有看到的东西,我来这样做。所以我想做很多风格的,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很多面,可以找到切入点进去,为什么我不做呢?我做了以后好不好,大家以后再说呗!时间久了,它总有一个定义的。是不是你做到了,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更多的面--噢!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做呀!我们不一定要那样做。我觉得这样以后中国的音乐如果真正到了国际上有个什么样的地位,我觉得中国艺术的地位应该是这样。
Q:你是否觉得领导中国摇滚乐的新一股势力已经形成?
A:还没有,但是正在形成。
Q:至少在前进?
A:嗯,而且我能够感觉到这股风刮起来要比其它都要猛,如果刮起来的话将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可能是最大的一股风。
Q:这些人都放弃拷贝?
A:现在我们都这样在努力。我们可能就是要放弃主流了。
Q:是不是你做的音乐世界上还没人做呢?
A:我敢说是这样。
Q:或者说你听到的唱片没有这样的?
A:我听到的唱片没有这样的。
Q:你自己怎么认识这个概念性专辑?
A:概念是一个系统性,它是有一个整体性。
Q:不是一个概念,是多个概念?
A:对,它有系统性,它有整体性。它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过程。
Q: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音乐呢?
A:这样挺好,我觉得。
Q:你不是唱过流行乐吗,现在怎么看流行乐?
A:嗯……,我喜欢好听的流行乐,我这人爱这样。我这人骨子里其实还很流行,而且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弄到设备的话,我会做一张很流行的音乐,就是很唯美主义的音乐。包括刚才我说的用生活嗓音来做,也是很美的音乐,就是彻底的唯美主义,古典主义。我的思想是两个极端,一个彻底唯美,一个彻底暴乱。
Q:目前圈里的乐队互相间的交流会给我带来什么?
A: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一个人你要真正去做的话,是不为左右的,不受外界影响的。我是这样的,如果你比我做得好,我会把它吸收进来,我就会这样听它。我平常一首好听的歌要听七、八十遍的,或者几百遍。如果不好的,我会不接受。如果你比我超前了……
Q:是马上不听呢?还是……
A:听!我是反复地听,听到确定没有值得往外淘的东西时,我就把它扔掉。
Q:都听什么内容的唱片。
A:戏,地方戏,地方的一些民间小调,或者是在街上录的音,就这样。
Q:采风呢?
A:没有DAT采不了风,只有个Walkman。
Q:你活了28岁,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A:现在满意了,现在已经满意了。现在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设备,因为我没有钱。我有设备会做得更好。再没任何想法。至于什么吃穿呀,现在没有那种概念。现在我想说,如果有设备,就整个就自己做,然后就给大家散。
Q:英国没出版你的专辑是怎么回事。
A:这中间有个朋友在帮忙,他在美国,然后他又往英国联系。当时说那边压片了,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这么搁浅了。有些不好弄,你也离得远,说不清楚。
Q:这个是不是要告诉大家特别多的概念,特别多的意识?
A:啊,对!
Q:其中都包括什么?
A:包括我对人生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Q:你认为这个职业的责任体现在什么方面?
A:没有什么责任。我认为有责任的人搞不了音乐。
Q:讲讲你对第一代摇滚人的看法。
A:没有意思。
Q:你觉得崔健的音乐好吗?
A:这张不好,这张太不好了。
Q:你现在是不出声,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得自闭。
A:没有。我要是感觉到有压抑了,我就是使劲地看毛片,看黄色书。我感觉那个很真实,像人,嘿嘿!人本来就是这样的。
Q:你认为除了情爱,人们还具有哪些尚未掩饰的真实性?
A:那好多了(笑)。
Q:音乐的虚假成份很多吗?
A:我这样认为。
Q:你认为目前的流行乐坛是特虚假、特表面,没有深度吗?
A:不是,我认为它走错路啦。
Q:你是指大陆?
A:对,咱不管港台的,港台跟咱们没关系,离得太远了。我觉得大陆现在是这样,他们可能当时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现在他们想回头也回不过来了。这也可能是人的虚荣心吧。
Q:你认为现在圈子里很棒的音乐,乐队或者音乐人都有哪些?
A: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见过,但是有好的,嗯--像“舌头”还可以,“祖咒”也可以,又发现一个“秋天的虫子“,他们也可以。我听音乐是这样的。我听见的如果要是把我打动了,我就认为它是好音乐。
Q:可能就一句旋律。
A:对,对,有可能就一句旋律,或者一句话就打动了。其实我和许多听流行歌曲的孩子是一样的(笑)。
Q:你不否认这些作品里含有它们的影子?
A:可能吧。这个你去听听就知道了,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是我已写出这样的东西,但没有做出来。在过了很多年以后,过了两三年以后,发现别人做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是很正常的。
Q:现在你的东西哪儿有出版的?
A:就这样做吧,你也不要考虑那么多。因为在转了一大圈以后,发现原来很多的人根本就不会接受你,而且认为你很可笑。当时我在做“意识流”的时候去唱片公司说过一次。我说,我的音乐里需要录入次低音。因为在唱歌的这个旋律里面有一种“宙吸”,这是一种发声方式。它发出以后产生一种次低音。它这个次低音让人听过以后会令人产生幻觉,它把这个图像感觉更凝聚化了。但是他们感觉很可笑,当时就笑了。心里话“次低音,还超声波呢!”但是这是的确存在的。
Q:听过好的音乐,大家都用随录的形式,你认为这有什么好处?
A:这是没有办法吧。如果有办法的话,我也希望做得很精致。
Q:压成那种发烧碟去卖?
A:对!对!想,特别想!我的很多音乐就需要,像“意识流”的东西就得需要那样整。还有一些是同步,必须是同步,全部是同步。就全部是一遍过,像大法渡一样,就是一遍过去的东西。它也不可能再做第二遍,第二遍让我再做,我也做不出来这样的东西。
Q:解决你现在音乐 的不够精细的手段是什么?
A:是设备。
Q:没设备怎么办?
A:没设备我就用双卡录音机来做。用双卡机来做。反正我认为时间不能再等了,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像我的生命一样,随时可能消亡,死掉。我现在对死也无所谓,很正常。颜峻不知道给你说过没有,我前面已经死过三次了。我对死没感觉。
Q:怎么死三次?
A:觉得没有意思。
Q:自杀吗?
A:对,自杀。
Q:怎么自杀?
A:像什么四百片安眠药呀,割动脉呀,最后一次喝了一斤酒躺在大马路上。被雪都盖了,人整个冻僵了,在兰州的时候。
Q: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A:觉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意义。
Q:做音乐没有意义,还是全部生活没有意义?
A:全部生活都没有意义。
Q:什么时候改变这种想法的呢?
A:现在也没有改变。不过现在的确是已经很好啦!
(记者:董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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